公元1126年，靖康元年正月初七，女真大军正式开始围攻汴京，拉开了城战的序幕。首先，女真军攻占了汴京周围的牟驼冈，成功夺取了北宋皇家御马，并补充了足够的战马和饲料。接着，在正月初七的傍晚，西面宣泽门爆发战斗。宋军早有准备，金军未能突破水门，在损失约百人后撤退。到正月初九，汴京北面的四门之战爆发，特别是酸枣门的战斗最为惨烈，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上。李纲亲自指挥，甚至调动了禁卫军中的神射手，最终女真未能攻破城门，留下了大量尸体，逐渐撤退。
可以说，宋军的汴京保卫战表现不俗。这一战的成功，除了得益于庙堂的决策和战前准备外，李纲的临阵指挥也至关重要。但实际上，更为关键的两点却是客观因素：一是宋军的“以逸待劳”，二是金军数量太少。
宋军在野战中的表现往往不佳，一旦面对面冲锋常常会乱作一团。但守城却不同，站在城墙上射箭、投石要比骑马冲锋容易得多。宋军训练一名弓骑兵至少需要三年时间，但一名守城兵只需三天就能掌握投石技巧。而汴梁的城防虽然有漏洞，主要是因为宋徽宗的草率规划和长期的和平局面，但基本的防御设施还是具备的。每隔百步就有马面，能承受大炮的攻击；每隔两百步就有武器库，由京城统一管理。所以，汴京的防御面对女真军的攻势并不算薄弱。
展开剩余76%然而，金军的兵力远不足以威胁到宋朝。东路女真军的总人数仅有六万，而汴京城墙的周长达百里，且驻有百万以上的居民。实际上，所谓的“汴京围城”不过是围住了城的西北角，甚至可以说是北宋自己过度担忧，认为自己被围困了。如果真正发生硬碰硬的战斗，女真很快就会发现，想轻松攻陷汴京根本不可能。
所以，到了正月初九，形势已经对宋军有利，对金军不利。北宋只需耐心等待各地勤王军队的集结，随后发动总攻，到时女真将面临全方位的碾压。李纲便是这么计划的，可惜并非所有人都理解这个战略，甚至一些官员根本不关心这些军事布局。
接下来，朝廷中出现了一些“坑货”——宰相李邦彦和少宰张邦昌，便决定随便找个官员，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，去与金军联系，主动提出和谈。这一行动的结果，实际上就是让郑望之成为了替罪羊。金军虽然并不聪明，但至少比北宋的庙堂更清醒，愿意接受和谈并派出使者。
接下来，李邦彦和张邦昌又派出了真正的和谈使者——同知枢密院卿李棁，去与金军商讨停战条件。李棁的谈判可以说是“成功完成任务”，带回了两个重要的成果：
1. 金军战力之强，几乎让宋军无力反抗。金军的士兵如猛虎，马匹如飞龙，攻城如猿上山、入水如水獺，几乎是不可战胜的。
2. 金军的要求极为苛刻，要求包括上尊号、索要人口、增加岁币、支付大量军费、割占大片土地等，总共六项条件。李纲虽然对这些要求坚决反对，但他孤立无援，无法阻止庙堂集体同意这些条件。
其中，金军要求割让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，实际上是要求北宋失去整个北方的屏障，几乎相当于割国。这一条件使得李纲大为震惊，坚决反对，指出如果丢失这三镇，北宋将失去整个北方，甚至可能直接灭国。然而，宋钦宗和其他宰相却仍然同意了这些条件，可能是他们被金军的强势吓到了，甚至不清楚自己国家的财政状况。
为了应对金军的要求，北宋立刻启动了搜刮金银的工作。康王赵构和张邦昌主动前往金营作为人质，准备交割割地和赔款。整个朝廷官员，除了李纲，几乎都支持和谈，并在竭力搜集财物。而李纲则忙于组织防御和军队的后勤，始终坚守抵抗。
然而，尽管官僚机构努力筹集金银，北宋依然无法凑齐金银。直到正月二十，朝廷才凑齐了30万两黄金、1200万两白银；而到正月二十八时，筹集到了517,000两黄金、1430万两白银。尽管如此，宋钦宗还是意识到，自己无法满足金军的要求，只得再次派使者去和金军讨价还价。
这时，汴京保卫战进入了一个奇异的阶段。一方面，李纲在全力组织防御，另一方面，庙堂却忙于向金军交纳赔款。随着勤王军队的逐步到达，李纲变得越来越忙碌，而主和派的官员们忙着搜刮财富，以取悦金军。甚至，他们为了筹集金银，不惜得罪汴京城的百姓，抢夺民众的财富，甚至拿出皇宫的珍宝来交换。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主和派官员开始陷入困境，陷入了“人格分裂”的状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二月初一，一支宋军竟然偷偷夜袭金营。虽然这次偷袭失败，但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。北宋朝廷再一次陷入了混乱，李纲也更加孤立无援。而这支偷袭金营的宋军，究竟是谁派出的，背后又有何深意，成为了一个悬而未解的谜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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